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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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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名林荣发,笔名怡雯,网名子云, 中国城市诗歌艺术研究所创研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编辑,出过几本书。 给自己的座右铭是:“亦癫亦狂真名士,一书一剑走天涯。”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认真写几本书,交几个真心朋友。

[原创]中国现代诗面临的尴尬——在庐山诗歌笔会上的发言  

2008-01-18 08:44:00|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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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面临的尴尬

——在庐山诗歌笔会上的发言

                            林子

中国现代诗正举步维艰。它陷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两面夹击之中。而这两方面都不是中国现代诗应该走向的归宿。所以,中国现代诗在迷惘、痛苦之中挣扎和求索。

中国是一个已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古老的国度,古老的文化教育塑造了中华民族矗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引人注目的形象。千百年来让我们炎黄子孙引为骄傲和自豪。但是,也正是博大而又古老的文化积淀,使我们容易耳塞目黯,失去敏锐,把现代人应有的新情绪、新体验、新感受束缚在一种夜郎自大的陶醉之中,满足于蜗牛似的爬行,不去追求日新月异、日行千里的飞跃。代表中国典型传统文化的唐诗宋词的兴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曾一时称霸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唐诗宋词,成了中国古文化辉煌的历史,尔后数百年再也没有人超乎于前,这就是历史的一次警告。当我们还在子乎者也的“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时,曾被我们称之于不毛之地的西方已经出现了海涅、哥德、莎士比亚等伟大诗人。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前卫文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次深刻反思。于是,中国发展了白话文和自由诗。因此,自由诗的发展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这次中国诗歌的革命也仅仅是把中国诗从旧体诗的韵律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停留在启蒙和普及的“全民”化教育阶段,还谈不上对诗歌的时空感和心态、意象的更新。于是,中国诗歌继续拉大了与世界诗歌的距离。尔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更是扩大了这种距离。

现在,中国现代诗的处境,正与“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处境十分相似,正处在同样尴尬的局面。中国的现代诗歌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信息广泛传播,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它无法准确地、全面地表现人们日新月异的扩张视野和各种复杂、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台湾诗人罗门曾比较全面地分析过这种时代的距离所产生的视野、感觉方面的差异。他说:同样的第一自然的景象,现代人和古代人由于不同的时空感所产生的心态、想象和经验也不同,导致诗歌语言在艺术表现的技巧上的不同。比如用“比”,古诗人苏东坡写道“好风似水,明月如霜”。现代诗人却说,“落叶是风的椅子,树木是风的镜子”。苏东坡用静态的描写;而现代诗人却是表现动感状态。显然,现代诗中把“比”大胆用了象征与超现实的表现技巧,使诗获得了更大的内涵和更深一层的活力。

又如用“象征”。同样表现柔情的心境,古代诗人李商隐写道:“春蚕至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而现代诗人却写道“在你眸子的磨坊里,我是那颗死了也梦到你田园的麦子”;“只有让琴声往深夜里走,我才能走到你兰色的幽远”。可见,袭用语言状态及语言活动中,环境与趋向不同,所表现的诗人内心境界与精神意识也由于生存处境的差异而大不相同。

同样,依据语言媒体与技巧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古诗与现代诗在表现‘时空’感上也不同。古诗人陈子昂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现代诗人同样也置身于空寂的心境,他写道:“他带着随身带的影子,朝自己的鞋声走去;一颗星也在很远很远里,带着天空在走”。或者,站在第一时空状态中,以现代人的眼睛在旅途上看车外风景,心想在茫茫旅途上的人生,他说:“凝望溶入山水。山水化为烟雾,烟云便是不能不了,事情总是这样了的”。陈子昂写得显然偏重意念的直叙法,而现代诗人所写的多采用了象征与超现实的表现技巧。接受现代环境行为化的影响,直接从人的本身(非意念性)介入生活实际行动状态的呈献,获得靠近生活的直接感染力与真体直觉。同样的远近对照镜,(近镜,他带着随身带的影子;远镜,一颗星也在很远很远里,带着天空在走)两个层次构成了秩序美,有距离和层次感的实视空间,甚至动用电影蒙太奇的移动镜,使风外景(心象与物聚)在观照中互相发展,获得预期意境的诗。它的语言气息、感觉以及自由呈现的形态、秩序动态,都有现代感而更接近现代人的内心活动趋势。如果我们再沿用陈子昂那样的语言状态和势能来写,与现代人的心灵活动总是有点疏离感。所以,现代诗总是要不断探求新语言环境,以调整与适应这一代人不断变动中的心象活动。

可见,不满足于仅有的自然固定方式,力求挣脱一切束缚,以求新的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成了历史赋予每一个有所作为的现代诗人的神圣职责。正是这种神圣职责,给中国现代诗带来了发展的希望。一群对生活最为敏感,而又站在诗歌前卫的诗人率先提出:旧的诗歌艺术语言衰亡了,一个崭新的美感世界从此延生。西方现代诗歌介入中国诗坛,打开了中国现代诗人,尤其是年青一代诗人的眼界。西方现代诗歌着重的奇特意象、大胆联想,以及象征和通感的立体组合等等艺术表现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产生多向思维的时空感,为中国的现代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也为中国业已苍白的现代诗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中国早期出现的以戴望舒、徐志摩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诗歌。以及八十年代出现的朦胧诗、意象诗等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随着这种生机的出现,同时也把中国新诗带入了另一个维谷,即把中国新诗带出单薄、浅显的淤泥,又陷入抽象、晦涩和故弄玄虚的沼泽。老诗人蔡其矫曾说过:“时代虽然变迁,可宇宙和人生仍有恒常不易的本质。”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本质应该是指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我们自己民族业已形成的文化结构。无疑,这是中国新诗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背离这一点,中国的现代诗就很容易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而这三个“脱离”,也就意味着中国新诗走到了尽头,诗的生命也就近于结束。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是无法否认其在社会学上的作用的。它必须面对读者。俄国著名文学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老清洁工沙梅为了祝福苏珊娜小姐的幸福,决定用毕生的精力打造一朵金蔷薇,送给苏珊娜小姐。他到打金店作清洁工,从金店中扫出的尘土中筛选出金粉,年复一年地工作着。我们的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都应该是清洁工沙梅,而我们的读者就是可爱的苏珊娜小姐。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必须从“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中,同样,还有飞扬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都需要我们精心的去收集,去筛选、去制作。我们的每一篇作品必须是一朵金蔷薇,才有可能获得“苏珊娜”小姐们的喜欢。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朴素的和诉诸我们的天性的要素和基本规律的;它必须是热情奔放的,能够打动我们的感情,唤醒我们的爱慕的。”这才是真正的金蔷薇;我们自己认可,同时也为读者认可的金蔷薇,否则只能是一枝狗尾巴草。如果我们的作品不能被读者所喜欢,并为之感动,那么,我们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更何况诸如诗歌这样的文体的作品还需要读者来共同完成呢。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说过:作者“如画一幅画(如画大海、画某人的表情),描写一个情景(如描写大海、描写某人的表情)是由‘我’把各种关系,把‘本不存在’的秩序引进来,进行调整和制作。”而“读者在自己阅读物面前,完全是主动的。他借助于作者的语言(请特别注意这句话)凭自己的想象来感动自己。”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不规范的,类似像形文字的东西摆到读者面前,你叫读者如何“借助我们的语言来凭自己的想象来感动自己”呢?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感情、交流信息的工具,少了这种工具人与人之间就无法沟通。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诗人的“自我”,只是说明这种“自我”也应该是特定在能被读者接受和理解的范畴中,否则这种“自我”也就无从存在。不管是自我生存体验也好,反思也好,存在本体、宇宙意识等等任何主义都好,只要它变成文字,付诸于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引起读者共鸣和理解,甚至希望得到读者的再创造而得以深化发展。否则他大可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写成作品,来宣传和传播自己的主张;即使写了也大可像林黛玉一样一把火焚了了事,又何必去发表,以图引起读者的注意呢!一首真正的好诗,并不是靠怪诞来吸引读者的,而是我们越熟悉它越会被它感动。正如顾城的那首《一代人》,全诗只有两句:“黑夜给了你一从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就诗而言,从技巧到语言结构都没有什么新奇东西。但是,恰恰是这种平凡和简单的语言,却深藏一种超乎常人的深邃思想;非常妥切而又准确地说出人们意中有而语中无的一种独特感受。我敢说不管顾城写过多少作品,不管是多少年以后,人们最能记住顾城的诗的恐怕只有这两句。但这两句诗也足以可以确立了顾城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因为它是人们都能接受的真理的格言。

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诗歌中的语言技巧,反而疏视了一种简单的道理:“当诗人的天才在混合并调谐自然的与人工的事物时,他仍是艺术服从自然,使形式服从内容,使我们对诗人的钦佩服从我们对诗中形象、激情、人物和事件的同情。”我们在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和中国现代诗歌的不足时,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地找到中国当代诗歌的出路了呢?并不。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更新一种艺术形式,首先必须在理论上要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任务似乎都不是文学艺术家们所能完成的。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们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离不开传统的东西,身在庐山中,也就难识庐山真面目。只在待到其它学科的率先突破,才能为文学艺术闯出一条路子。奠基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理论的叔本华、创立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他们都不是文学艺术家,但他们又确确实实引导了一次文学艺术的新革命。我们可以从罗曼罗兰、托马斯罗、茨威格李尔等人的著名的作品中找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子。所以,理智的文学家都知道:“如果不了解精神分析学的内容,简直无法把握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

鉴于这种状况,我认为中国的现代诗还要在“维谷”中挣扎一段时间,探索一段时间。因为开创中国现代诗歌新纪元的时机尚未到来。现在的时期,中国现代诗只能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而又立足于现代感的领域里加以调整和升华。当然这是十分尴尬的处境,很容易造成新诗不新,又不旧的局面。要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只有站在现代前卫的前沿,用一种全然开放的心襟接收一切新的思想和观念,又充分吸收和融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出一种卓越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大师都是这样做的:毕加索的“空间素描”,使对象贯通为透明体,以移动的视点,进入可见的心象世界,建立起多向性与立体感的内视空间,给人以繁富与立体的感觉,排除了浅薄的平面。布朗库斯的“抽象观念”,使众多形象熔化于潜在感觉之中,再从其共同感知的无形中,也就是从全体形象的核心中,呈现出本质的美的形象束——它往往也被看成透过内心抽象过程,所形成的“意象”。这是提升创作对象成为水晶体与单纯感的一种手法,排除芜杂与平庸的缺陷。总至,只有把握“自我”中,充分吸收各派精华,拥有一种开放性的创作心胸,准确把握“现代”的含义,开拓一种自由的创作心境。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大概比较有读者。因为这样的作品可以富有传统诗歌的富足、浑圆和结构紧凑的优点,又排除了西方现代诗中流于平面、零碎、松懈的缺点。当然,三原色在不同的画家手中可以调出无数的色彩,这就靠各人的悟性和把握的分寸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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